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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处“生涯”(vita),系从马里奥·本凡蒂尼校订本及奎多·马佐尼校订本。有的版本作“能力”(virtù)。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让我说,那些被胜利者合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区的话,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们不是起义帮助下,洛多维科归国迅速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澳门电子游戏送彩金下载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父亲查理七世由于自己的幸运和能力,把法国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他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军队武装自己的必要性,于是在他的王国里制定了关于步兵和骑兵的规章制度。但是后来他的儿子路易国王废除了本国的步兵,而开始招募瑞士士兵。正如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这种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错误就是这个王国危难的原因。因为路易国王使瑞士兵享有盛名,于是使自己的士兵灰心丧气,因为他已经把整个步兵废除,同时他的骑兵又仰赖于外国军队,因为法国骑兵和瑞士兵协同作战已成习惯。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瑞士兵就不能够战胜。这样一来,法国人就没有能力对抗瑞士人,而且没有瑞士人就不敢对抗别人。法国的军队于是成为混合的军队,一部分是雇佣军,另一部分是本国的军队。这种军队整个地说来比单纯是雇佣军或者单纯是外国援军好得多。可是比全部是本国的军队毕竟差得远了。上述的例子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如果查理七世的制度得到发展或者坚持下去,法兰西王国将是不可战胜的。可是人们没有能够慎思明辨,就开始从事某一件起先看来认为不错的事情,而没有能够察觉其中的隐患,正如我在上面谈到的消耗热病一样。

澳门电子游戏送彩金下载[2]这里“许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国》著名的柏拉图、以《政治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等人;在中世纪,包括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354—430)、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马基雅维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国家论方面,特别是在《李维史论》中,又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因此,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够在他的国家里看出滋生的忧患,他就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而能够有这种先见之明的人只是少数。同时,人们如果研究一下罗马帝国覆灭的头一个原因,就会察觉,这是从雇佣哥特人当兵才开始的。因为罗马帝国的势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衰微的,而以前曾经使罗马帝国勃兴的一切力量都转移到哥特人那里去了。在这里必须注意:象这一类的死亡,是他人下定决心蓄意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够加害于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这种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着太害怕这种死亡,因为这样死去毕竟是极罕见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严重地损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左右为国家辛劳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诺之所为——安托尼诺把一个“百人队”队长的兄弟凌辱备致地杀死了,以后每日还对这个“百人队”队长加以威胁,但是安托尼诺仍然继续让他担任自己的禁卫队长。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是一种冒失的作法,而且招致自身殒灭。

[23]关于此一结论,一些现代意大利史学者认为不符合事实。博尔贾的失败大部分由于道德上的反动以及他的行动所引起的仇恨和恐惧的浪潮。可是,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2]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10]普布利奥·埃尔维奥·佩尔蒂纳切(PublioElvioPertinace),罗马皇帝(193年),在位仅八十七日被叛军杀害。澳门电子游戏送彩金下载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费尔莫市民奥利韦罗托[7]幼年时是一个无父的孤儿,由他的叫作焦万尼·福利亚尼的舅父抚养。在他童年的时代,他的舅父就把他送到保罗·维泰利[8]部下当兵,希望他在保罗·维泰利的训练下,能够在军界里,取得显赫的地位。保罗死后,他在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9]部下从军。由于他的机智和身强胆壮,他在极短的期间内就成为维泰洛佐军队中的第一号人物。但是他觉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贱的事情,于是下定决心,在费尔莫某些市民的援助下(这些人认为奴役胜过他们国家的自由),并且在维泰洛佐的赞助下,要占领费尔莫。因此他写信给焦万尼·福利亚尼说,因为离乡背井已经多年,自己希望回去探望他和故乡,并且稍为看看自己的祖产;他又说,他汲汲以求的,除了荣誉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为着使他的市民同胞知道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希望由他的朋友和侍从组成一百名骑兵伴送荣归故里,他请求他的舅父从事安排,使他受到费尔莫市民荣誉的接待,而这一切不仅是他的荣誉,同时也是焦万尼本人的荣誉,因为他是焦万尼养育的孩子。

这样一来,他在保有这个王国的一年中,不但在费尔莫这个城市之内安全不过,而且使所有的邻国都害怕他。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过的,当切萨雷·博尔贾在西尼加利亚征服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人们的时候,如果奥利韦罗托没有上博尔贾的当,他的灭亡就会象阿加托克雷的灭亡一样困难了。因此,在奥利韦罗托杀亲以后一年,他本人以及他在善恶方面拜作老师的维泰洛佐一道被绞死了。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人们,为人无限奸诈、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由于神与人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10]普布利奥·埃尔维奥·佩尔蒂纳切(PublioElvioPertinace),罗马皇帝(193年),在位仅八十七日被叛军杀害。但是当一位君主取得一个新的国家,如同新肢接合于他的旧肢体那样,那就必须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除了在你取得这个国家时就是拥戴你的人在外;而且即使后者,也必须看时间和机会,使他们变得柔弱和软化;并且必须进行安排,使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你的旧国家里靠拢你生活的你自己的士兵手中。因此,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够在他的国家里看出滋生的忧患,他就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而能够有这种先见之明的人只是少数。同时,人们如果研究一下罗马帝国覆灭的头一个原因,就会察觉,这是从雇佣哥特人当兵才开始的。因为罗马帝国的势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衰微的,而以前曾经使罗马帝国勃兴的一切力量都转移到哥特人那里去了。

因此,君主如果拥有强固的城市,又没有积怨结恨于人民,他就不会受到攻击。假如任何人进行攻击的话,定将狼狈不堪地被驱逐出去。因为这个世界的事情是如此的千变万化的,要使军队无所事事地围城扎营整整一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要说,如果人民在城市外边有财产,现在眼看着它被焚烧了,他们将忍耐不住,而且长期的包围和利己心将使他们忘记了君主。对此,我回答说:一个强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时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的残酷感到恐惧,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来;这样一来,君主总是能够克服上述一切困难的。更进一步说,当敌人到来的时候,如果士气依然旺盛如故,并且决心进行抵抗,敌人定会立即焚烧破坏城市周围的地方。因此,君主更不应该犹豫不决,因为不久之后,当士气已经消沉,损失已经产生,灾害已经临头,就再没有什么挽救之道了。所以现在人民会更加下定决心同君主团结起来,因为在他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房屋被烧掉了,他们的财产被毁灭了,他显然不能不对人民负有责任。原来,施恩正如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如果认真考虑了全部情况,只要不缺乏粮食和防卫手段,一位英明的君主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使他的公民意志坚定,这是没有困难的。军队希望君主用后一种品性对待人民,使自己能够获得加倍的军饷,让自己的贪心和残酷性得逞。因此,那些皇帝或者由于上代没有遗下伟大的声誉,或者由于自己没有本领获得伟大的声誉足以驾御军队与人民双方,他们总是被灭亡的。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新登帝位的人们面对这两种对立的脾气所做成的难局,于是自己光顾得满足军队,而对于损害人民则很少介意。这种作法是势有不得不然的,因为君主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仇恨,他首先必须避免受到广大人民的怨恨;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末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受到最有势力的人们的怨恨。[7]富尔利伯爵夫人(contessadiFurli,即CaterinaSforza),当她的丈夫富尔利伯爵季罗拉莫(GirolamoRiario)在1488年被暗杀后,取得在富尔利的权力,直到1500年该城被切萨雷·博尔贾占领时为止。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

[10]当时马基雅维里正在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者在切塞纳的切萨雷·博尔贾的宫廷。在1502年12月23日、26日向佛罗伦萨所作的书面报告中,他谈及雷米罗被囚和民众对雷米罗的反感,以及目击曝尸实况。马基雅维里对处决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感。[4]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MesserNicclòVitelli),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雇佣军队长,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CittàdiCastello),任该市的统治者。死于1486年。澳门电子游戏送彩金下载[11]巴尔托洛梅奥·达·贝尔加莫(BartolomeodaBergamo,1400—1475),自1424年在威尼斯当雇佣军,后任将领,战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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